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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經濟“降成本”,制度性成本是關鍵
作者: 管理員    發布時間:2017-09-12 09:28:00   來源: 原創    點擊:

一方面,降成本需要政策的強力支撐,更需要企業發揮主觀能動性,要降低成本,必然要求企業自身“主動出擊”,尋求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徑,只有從企業管理的細節入手,把降成本融入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中去,通過大量的研發投入、裝備更新、勞動培訓等方面來實現企業生產管理的最優化,才能推動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實現自身的跨越與進步;另一方面,降成本要注重引導企業采取提升生產效率、提高管理水平、加快技術創新等挖潛增效措施,降低內部成本;同時,突出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差別化,既要有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,又要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,加快落后產能退出,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。如此,當“降成本”轉化為常態化工作,形成長效機制,企業“輕裝上陣”可期。

  日前,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調研報告顯示,近年來實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顯著。但同時,報告還指出,在我國依然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,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。調研報告指出,在我國依然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,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。由于降低企業成本牽涉方面眾多,容易受到內外部復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,導致當前降成本的政策紅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發揮遲滯。與此同時,推進“放管服”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難度較大,后續改革繁重。

  國務院此前印發《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》提出,未來1-2年內實現企業稅費負擔合理降低,融資成本有效降低,制度性交易成本明顯降低,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,能源成本進一步降低,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。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環節。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,降成本絕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務,而是一項難度大、影響廣泛、極具挑戰的長期性任務。企業成本問題的主要癥結在于改革不徹底、不到位。因此,深化改革就成了降成本的主要方向。通過深化改革建立健全降低實體經濟成本的長效機制。

  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正處于一個特殊階段,轉動能、調結構,機遇和壓力并存,這是一個多頭并舉的特殊時期。世界新興經濟體經歷到這個階段,實體經濟行業往往會最先觸碰到瓶頸。隨著新興產業興起,社會資源爭相趨附,客觀上實體行業就會受到擠壓,形成大量資本“體外循環”的現象。這個時候,實體經濟企業就需要外力相助,減除重負,尤其是清除一切不合理的成本。此次國家“降成本”路線圖出路,也為實體經濟“減負”行動明確了方向。一方面,精準發力。這次將“合理降低企業稅費負擔”列為降成本六大措施之首,切中企業“燃眉之急”。正如方案所說,每年將會有5000億元以上的減稅額,這樣的數額將會幫助幾十萬、上百萬家企業扭虧為盈,輕裝上陣;另一方面,企業降成本要有實效,還要堅持降成本政策的“初心”。突出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差別化,既要有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,又要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,加快落后產能退出,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。同時,劃定3年左右合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的時間線,類似這樣的硬標準,也彰顯了中央“降成本”的決心。

  企業成本居高不下非一時之弊,降成本也非一日之功。為實體經濟企業減負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,現在是全面系統推進和抓住關鍵環節相結合的階段。降成本過程中有兩大“陷阱”需要規避。首先,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升級,大量研發投入、裝備更新、勞動培訓不可獲缺。如果政策制定與操作導致企業靠壓縮必要的發展支出來降低成本,只能進一步固化低端產能,陷經濟于更大困境。其次,降成本的根本目標在于助企業轉型升級,增強競爭力,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奠定基礎。若部分“僵尸企業”借降成本之機繼續茍延殘喘,擠占資源,也有違降成本政策的初衷。對于政府而言,企業成本可以采取“一刀切”的行政方式迅速降下來,比如,大幅降低社保費率、大幅降低稅收,一定可以受到企業的熱烈歡迎。然而,如何實現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發展,如何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穩步提升,勢必成為降成本之后政府將面臨的更大難題。比如,一方面要滿足年減稅額5000億元以上的目標,另一方面,雖然階段性提高了預算赤字率,但財政收支的現實壓力并沒有緩解。再比如,雖然設定了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的目標,但也強調了采取綜合措施補充資金缺口,這背后無疑是來自社保基金虧空和勞工權益保護的壓力。事實上,企業成本肯定不是越高越好,但也并非是越低越好。政府推出降成本的舉措不能“摁下葫蘆浮起瓢”,必須兼顧多方利益及其長遠發展的客觀需要。

  任何時候,實體經濟都是一個國家實力的直接承擔,無論到了哪個發展階段,實體經濟都是基礎的基礎。今年以來,我國官方已出臺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措施。從兩次降低電價到階段性降低社保公積金費率;從全面推開“營改增”試點,派發超過5000億元人民幣的減稅“紅包”,到落實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、為民營企業砍掉不合理收費,減稅降費在目前已推出的各項降成本舉措中堪稱力度最大。但對亟待擺脫困境的國內企業來說,這些或許還不夠。一方面,降成本需要政策的強力支撐,更需要企業發揮主觀能動性,要降低成本,必然要求企業自身“主動出擊”,尋求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徑,只有從企業管理的細節入手,把降成本融入到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中去,通過大量的研發投入、裝備更新、勞動培訓等方面來實現企業生產管理的最優化,才能推動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實現自身的跨越與進步;另一方面,降成本要注重引導企業采取提升生產效率、提高管理水平、加快技術創新等挖潛增效措施,降低內部成本;同時,突出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差別化,既要有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,又要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,加快落后產能退出,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。如此,當“降成本”轉化為常態化工作,形成長效機制,企業“輕裝上陣”可期。為企業降成本,更要為企業“松綁”,這要求政府盡量減少制度和政策羈絆,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,才能為企業打造低成本、高效率的發展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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